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:揭露黑幕者也被举报

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:揭露黑幕者也被举报

时间:2020-03-24 06:00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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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中国音乐学院宣传部一位老师的话说,该校“总有那么多热闹”。

  2004年,青年教师宋飞在央视揭露学校“招生黑幕”,轰动一时;10年后的2014年5月,她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,但被本校两名教授实名举报—这回是招老师,但关键词一样是“招考黑幕”。

  而在稍早之前的3月份,因为质疑该校今年古筝专业招考不公,12名学生家长联名上书,要求“纠正错误”,“惩戒舞弊行为”。

  时间倒回2002年,本次实名举报校领导的教授之一、著名笙演奏家李光陆,也曾因为认定有考场舞弊而当场提出强烈质疑,被学校解聘,之后在官方压力之下复职。

  举报,在时间流逝中不定期地“轮回”,其中牵涉的已不仅仅是个人品格的坚守与嬗变。个案纠纷,折射出制度的“酱缸”效应,及艺术教育中的另类生态。

   举 报

  左继承和李光陆都是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教授,2014年5月7日下午1时,他们作为同组的评委,一起参加一场本系教师的招考,应聘唢呐教师岗位的是一名张姓考生。

  第一部分是10分钟的演奏,考生选取了山东传统乐曲《一枝花》。6名评委中,只有左继承是唢呐专家,他说:“这首曲子中最关键的传统‘气吐音’,被改成借鉴自西洋吹管乐的‘三吐音’,导致该曲精华尽失。散板和慢板也改得一塌糊涂。”

  第二部分是示范教学,安排一个学生现场听应聘者试讲课。以往惯例,曲目由学校指定,学生随机安排。左继承说,这次学校没有指定曲目,而且学生还是考生自己带来的。“但一听,应聘者吹得还没有学生好。”

  最后一个部分是现场答问,左继承提出了多个问题。

  “你知道赵春峰(唢呐泰斗)老师的拿手绝技吗?”“不知道。”

  “潮州唢呐和北方的唢呐有什么不同?”“不知道。”

  “山西唢呐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谁?”“不知道。”

  “新疆唢呐与汉族唢呐有什么不同?”“不知道。”

  ……

  左继承、李光陆认为,这些对于学唢呐的学生都是常识性问题,答不上来,不适合当教师。最后打分的时候,他们都只给了80分。“其他评委都不是唢呐专业,听不懂情有可原,假设前两轮都给满分,第三轮的基础知识一问三不知,不说给0分,给个5分以资鼓励,最多也不可能超过80分。”左继承说。

  然而,其他4位评委给的分数都在90分以上,院长赵塔里木、副院长宋飞更是分别给出98、99分,“几近完美”。最后,该考生以总得分90.17分通过本轮考试,超过合格线0.17分。

  联想起考试前的一些情形,左继承认为本次招考明显存在舞弊。他说,2013年年底,宋飞曾向国乐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尊连推荐过张姓考生。张尊连征求左继承的意见,左继承立即表示不同意:一是程序不合规定,二是国乐系不需要招唢呐老师。

  国乐系于去年11月29日向学院递交了一份盖有该系公章的红头文件,表示无法定夺,请“学院领导明鉴”。该文件中清楚提到,张姓考生系“由宋飞副院长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推荐”。

  其后,有张尊连签字的国乐系“拟接受毕业生统计表”中明确,2014年只有二胡和箜篌两个专业招录教师。

  然而,考试当天,唢呐专业的张姓考生却出现在了考场。李光陆说,既然来了,就考吧,水平够高我们也不排斥,然而考生表现让人“大跌眼镜”,依然过关。

  “这也太过分了。”左继承说,权衡之下,他们决定实名举报。5月8日,左、李二人发出了实名举报信。

   谁怀私心?

  5月17日,学校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口头通报调查结果,答复称调查未发现违规情形。

  “你都调查过谁?现场录像看过了吗?”左继承追问。对方称不知道,自己只回答结果,没有义务通报过程。

  他所提到的现场录像,是还原事实的关键。值得一提的是,考试要录像,这还是2004年宋飞揭露“中国音乐学院招考黑幕”之后形成的一个惯例。当时为防不公,宋飞自己拍录了考试过程,交给了央视,央视节目中找来专业权威教授回看,成为证明打分不公的关键证据。

  左继承说,这一次,学校就是不肯公开录像资料。

  “程序上没有问题,宋飞没有写过文字信件推荐学生,也没有委托国乐系运作。”中国音乐学院宣传部一名田姓老师对《南风窗》记者表示,所谓不公正,只是左李二人的片面印象。

  田老师认为,艺术类院校招考有其特殊性,即评委主观审美标准千差万别。张姓考生答不上来那些问题,左继承认为是常识,但“未必就是定论”。“其他4位评委给分都在90分以上,基本接近,就他们两位给了最低分,我们反而感到很不理解。”

  “左老师可能是有个人诉求。”田老师介绍,去年六七月份,左继承推荐过自己的学生应聘唢呐专业教师,但“不够优秀”,没留下来,这个学生还是他很亲的亲戚。“左老师2016年就要退休,是不是着急要安排他的学生才会这么闹?”

  如果说左继承有私心,那么与此并不相关的李光陆为何也联名举报,而且态度激烈呢?

  田老师称,李光陆“就是爱热闹”,“他每年都有一些事儿出来”。2002年,李光陆曾因现场质疑招考违规而被解聘,后又复职。

  李光陆对这一说法很生气。“左老师的学生,你都没有给他机会考试,怎么知道他不优秀?”

  田老师认为,留校学生,获奖很重要,学校招考向来特别重视获得国家级大奖的荣誉。而张姓考生,是金钟奖和文华奖的双料金奖得主。正因如此,田老师认为,两个国家级金奖获得者在左、李看来竟然不合格,这才是不公平。

  “拿获奖说事,他们也是左右逢源,见人下菜碟。”李光陆反驳说,领导想要的人获了奖,那么奖项就很重要,不想要的人获奖,那奖项就不重要。他说,某院领导的女婿,前几年成功应聘管弦乐专业教师岗位,并没拿过什么奖,那时就不提奖项的事了;前几年二胡专业招录一名柴姓学生留校,这名学生也没得过什么大奖。

  “况且唢呐类的金钟奖到现在只办过一届,也就是说只有张姓考生拿过奖,制定出这样的招考标准,等于把其他人全部排除了,这不是按人设岗吗?”李光陆说。

得奖不意味着适合当教师,左、李二人认为,教师当然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,至少不能连常识都不懂。

   师承关系

 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是一所“多事之校”。田老师说,学生只有不到2000人,教师300多人,但“老挺有热闹”,“人家上万人的学校也没那么多热闹”。

  她认为,这与艺术家集中、各有其独特性格而且大都为人直率敢言有关。她同时提到,学音乐的学生的成长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学生,他们往往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师承关系,师生之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,因此在招考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个人感情。

  此语说来随意,但其实正道中了中国音乐学院不断轮回着的举报行为的根源。

  宋飞2004年的举报,是因为自己的3名优秀学生被“打黑分”未被录取;而按照田老师的表述,左继承此次举报,也是因为自己的学生此前未被招录;3月份,12名家长联名抗议中国音乐学院招考不公,同样有着强烈的“师承关系”背景。

  随着调查的推进,《南风窗》记者触碰到的是艺术生招考中不为人知的关系生态和制度生态。在这一生态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,“老有热闹”就不足为奇。

  民乐,是一条狭窄的人生之路。学习传统乐器的学生,往往从三四岁就开始艰苦练习。而从初中开始,他们就要努力进入一所音乐中专学校,跟着老师苦练6年,为高考进入一所知名的艺术院校而努力。

  “说白了,这个过程有点像传统的‘戏子’,冬练三九夏练三伏。”女儿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读古筝专业的学生家长大麦(化名)说,除了生活条件更好、老师不打人,学生的学习过程跟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中的情形差不多。

  因为孩子太小,父母一方常常还要放下工作,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,经济成本非同一般。

  “走啊走,感觉孩子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往小胡同里钻,选择太少了。考不上艺术类院校,往往一辈子就废了。”同为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古筝专业学生家长的大米(化名)说,自己和孩子都是靠梦想支撑,但这一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
  艺术类院校每个专业招收的学生数量很少,今年古筝专业只招6人,而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三四十人。正是这种激烈而又没有退路的竞争,给予了考试评委们极大的寻租空间,由此演化出一套承接寻租行为的“潜规则”—拜师—如果孩子想考某所院校,最好提前一两年拜该校该专业的教授为师。拜师之后,教授会给孩子额外补习,多是走走过场,家长则支付不菲的补习费用。

  大麦说,也可以不补习,一次性交纳相当数量的拜师费即可。据他了解,有钱的学生家长,一次性给老师50万元乃至上百万元也不足为奇。

  当年宋飞举报,是在为自己的学生鸣不平,许多人不理解:学生都还没考上你所在的大学,怎么就是你的学生?其实,这类奇怪的师生关系,往往正由“拜师”而来,他们是教授们的“社会学生”。

  由于每个专业招生人数很少,各专业尤其冷门专业往往只有一两名老师。左继承所在的唢呐专业,全校就只有他一名老师。而在招考过程中,许多时候专业老师的打分比重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,这意味着,哪个学生能进入大学,基本上就是专业老师说了算。

所以家长们心里明白,拜师费、补习费,其实就是孩子进入大学的“买路钱”。

   异样考场

  王竹(化名)是大麦、大米的孩子们的“师姐”,今年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的高考选拔。这个女孩,曾经在与成年人的共同竞赛中获得文华奖个人金奖,按规定,获得过国家级大奖的附中学生,只要中学期间文化课没有不合格的科目,就能被保送中国音乐学院。

  有家长说,由于学院“重视大奖”,文化课是否全部合格,在以往并不考究,只要得过国家级大奖,都能保送。过去6年,王竹曾有一门课的一次考试未及格。他们感觉到的不公正从这一点上开始—针对唯一具有保送资格的王竹,学院突然把文化课的要求拿了出来,取消其保送资格。当然,这种动机猜测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,而且学校也并不违规。

  那就参加考试。然而麻烦接踵而来,初试之时,别的考生都完整弹奏,只有王竹一上去就被评委指定从曲子中间开始演奏。“一会儿又打断,说你弹慢板,一会儿再打断,让弹快板,正要进入高潮,就被叫停。”大麦说。

  大麦、大米陪着孩子学琴十几年,对于音乐粗有所知。“弹奏是需要酝酿感情的,把曲子打得零零散散,怎么可能弹得好?比如我现在给你一首歌曲,让你从中间某个字开始唱,你唱得好吗?”

  王竹哭着结束了初试,成绩堪堪进入复试。她在附中的专业老师听说了过程,还不太相信竟有如此考试。

  老师给王竹出主意,选一首和缓的乐曲,复试之中如果评委让弹慢板、散板,就说没有,如果他们突然打断,也不予理会,坚持弹完。老师的计策,针对的是考场录像。如果总被打散,那么录像根本无法判断学生水平,申诉无门。

  学生家长们认为,评委总是打断,其目的就是干扰录像,不录取王竹,也不留下证据。复试当天,王竹的演奏果然在高潮处被叫停,但遵照老师的意思,她未予理会,全曲奏完。

  最后的分数,她仍在录取名额6人之外。王竹同班同学3人一起参加考试,一人过关,一人初试就被刷下,王竹复试落榜。家长们回头再看,过关的学生是一名拜过师的学生。

  家长们愤怒了。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古筝专业6个年级一共只有十几名学生,12名家长联名上书,要求学院“纠正结果、惩戒舞弊、改革制度”。

  多番交涉,中国音乐学院同意,如果王竹在接下来的文化课考试全部过关,仍然予以录取。

   制度期盼

  对于学生、家长而言,高考几乎是全部的人生希望。如果考试被认为没有公平可言,那么付出再多的努力,练就再高的水平,均是徒劳。如果现状不变,那么王竹的覆辙,注定将被后来的师妹们逐次重蹈,这就是家长们团结的理由。

  “人家的孩子得过文华奖金奖都被搞下来,我们的孩子没有获过奖能有指望吗?”大米说,自从王竹考试之后,所有孩子和家长都仿佛掉进了冰窟。

  “我们大部分是中产家庭,几十上百万的拜师费交不起,就算有钱,音乐的道路这么狭窄,还不如拿着钱去做生意,这十几年,当我们白瞎了。”

大米所言非虚,李光陆说,学民乐的孩子改行的,不在少数。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,卖房子的、卖保险的、开餐厅的……不知其几。大米说,即便将来大学毕业顺利进了某个乐团,一样无法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。

  不过选择了这条路,未来的困难都认了,大麦说,至少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环境,让我们十几年辛苦不留遗憾吧?“制度必须改。”

  家长们所指的制度,主要是考场制度。专业老师作为评委占的权重太大,亲戚与考也不回避,学生演奏过程中评委可以随意议论,这一切,都给潜伏着的“师承”关系留足了后门。

  李光陆说,纪律明确规定不准带手机入场,评委们照带不误。评委们总是在考场上交头接耳,身份较高的评委说一句“不错不错,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”,他的意思别的评委就都理解了,知道该怎么打分了。“有的孩子则穿着校服去考试,看一眼就知道她是谁的学生。”

  大麦说,同在北京的一家音乐学院,招生就是拉帘子演出。台上的学生是谁,谁都看不到,顺序是随机的。

  归根到底,考试现场留下的足够的“操作空间”,被认为是其他一切衍生性畸形生态的根源。如果考试是能够确保公正的,那么除了苦学一途,没有顾虑,也没有侥幸。

  为此,家长们总结了几点诉求:用机制确保评委随机而且中立,严肃评委们的考场纪律,在不透露学生身份的环境下表演。

  否则,梦想终是一场梦。

(标题:音乐学院里的“举报轮回”)